苏东坡游览图。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这是苏轼《和刘道原见寄》“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中的精辟“点睛”之句，正是苏轼这一句诗，将“乌台诗案”的波涛推至巅峰。
“乌台诗案”的主角是谁呢?对宋代文史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人，一般都知道，“乌台诗案”的主角就是一代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坛之领袖的苏东坡苏轼。
那么，苏东坡苏轼何许人也？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四川人。一生仕途坎坷、起伏跌宕，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一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豁达，对后世影响深远，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一代文豪苏东坡——苏轼。
一代天骄，天纵英才，苏轼才情盖世，疾恶如仇，刚直不阿，恃才傲物，自恃清高，故苏轼总是“独具一格，不肯同流合污”。
疾恶如仇，刚直不阿，往往不合时宜，苏轼非常有自知之明，常常吐槽自己，一旦遇上看不惯的人与事，就必须“如蝇在台，吐之乃已”。也常常自我解嘲，苏轼曾抚摸自己大腹便便的大肚子，笑问小妾朝云：“猜猜这个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啥？”朝云讨好地说：“是一肚子锦绣文章。”苏轼先是哈哈大笑，既而自我解嘲说：“错，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恃才傲物，自恃清高，不肯同流合污。宋神宗朝兴起了由王安石牵头的变法，改革派上台推行新政，苏东坡看不惯，处处热嘲冷讽；到了保守派上台恢复旧政，苏东坡也看不惯，同样热嘲冷讽。一句话，苏轼自恃清高，自以为是，别人搞的那一套，横竖都是看不惯，是个地地道道的两头不讨好的人。
“乌台诗案”发生的时间是元丰二年（1079年），顾名思义，似乎与诗有关，但事实上，“乌台诗案”却是从一份谢表开始的。
当时是，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至1077年）重用王安石，大力实施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至1085年）开始改制。元丰二年（1079年），是从变法到改制的转折而又关键关头。这年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之滨的湖州。官职异动，按照惯例，都得给皇帝上一份谢表，感谢龙恩浩荡；苏轼也例行公事，上了一份《湖州谢上表》。
专业或者说惯常做法，就是总结一下自己在原职上的工作，展望一下新职上的期望和计划，再加几句感激语，程序就算结束了。但苏轼偏偏是个“高智商、低情商”的清高君子外加直言不讳的牢骚包，对新政牢骚满腹，不吐不快，自己作死，竟然在谢表上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写了这么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表面上看，这一句也只是普通牢骚话，其大致意思是：皇上您也了解小臣我愚钝不识时务，难以和新提拔起来的年轻才俊共事；同时您也体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懒，也只能在基层混混日子了。这话，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弦外有音，话里有话，除了牢骚，更是酸味十足，更蕴怨恨绵绵。这下，捅了马蜂窝，麻烦可大了，本来简简单单的事情，变得事情并没那么简单了。
首先，宋神宗不高兴了，好你个苏东坡呀，你与王安石斗法也罢了，居然敢对朕怨恨绵绵！虽然王安石变法失败，但现如今可是朕在主导改制(改革)，你怎么能对变法、改制有这么大的成见呢？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难道你把朕当作病猫了吗？看来，老虎不发威，你还真把朕当作病猫了！看来，你骨头痒痒的了，不给你松松骨头，还真不行！
其次，变法派人士早恨苏东坡牙根痒痒的，一直想整苏东坡了。这回，看到谢表上的刺眼语句，“第六感觉”告诉他们，相信宋神宗也是相当不高兴了，逆了龙鳞，看你苏东坡还有好果子吃么？于是，新党人士决定巧借东风，从这份谢表入手，把苏东坡整臭整倒，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回，苏东坡可能真的在劫难逃了，因为，苏东坡在谢表中的这句话里有几个词语，在当时是太刺眼了。其中，“生事”一词，是神宗朝的热门词语，炒热这个词的人，正是保守派和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司马光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王安石，信中以“生事”一词来训斥王安石，说王安石的变法是无事生事，是要扰乱天下的祸根；这之后，“生事”一词就成了攻击变法的惯常用语。另外，“新进”一词，则是苏东坡发明的专利，专门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这样的牢骚，这样刺眼的词语，让变法派人士如鲠在喉。试想，苏东坡乃文坛领袖，他随便说一句什么话，都会对民众形成强大的引导力，而他总是在诗词文章中讥讽新政，无疑会对新政造成强大阻碍。
因此，变法派人士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机成熟，说干就干，“乌台诗案”的由来，就这样开始了，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很快就波及苏东坡很多诗词以及与这些诗词有牵扯的官员或文人，特别是“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的精辟“点睛”之一句诗，将“乌台诗案”的波涛推至巅峰，最后，简直是地动山摇，无数官员受牵连甚至被处罚。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讥朝政。御史李定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湖州知州才三个月的苏轼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审理，“乌台诗案”由此开始，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其院中柏树众多，终年栖息数千乌鸦，故称乌台；苏东坡诗案于此审理，故曰“乌台诗案”。
宋御史台：院内古柏葱茏，数千乌鸦栖息，故曰乌台。
说巧也巧，也该苏东坡倒霉，当时苏东坡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新刊印发行，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绝好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摘抄了几首苏轼的诗，上奏弹劾苏东坡“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实事求是地说，舒亶也没冤枉苏东坡。诸如，舒亶说苏东坡的《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讥讽新政中的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讽新政中的盐税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讥讽新政中的水利法；《戏子由》中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讥讽新政里的课试郡吏措施，“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苏东坡一开始只承认，《山村五绝》中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但时过数日，苏东坡经不住御史的软磨硬泡，也不得不承认，《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两句诗的用意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再拖延了几日，又承认了《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云云。
事实上，舒亶的道行还是浅了点，经过御史台同仁群策群力，他们从苏东坡诗词搜罗出上百首诗是针砭新政的。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苏东坡也统统作出了交代，承认自己就是看不惯新政。有意思的是，御史台官员整人首屈一指，但其中不乏无术之辈，论诗词以及文史底蕴，都远不及苏东坡，有关苏东坡罪证的一百多首诗词中，他们有的都摸不着北，于是，只好请教苏东坡本人；说来也怪，对御史台的官员们看不懂这些诗词里面的真意的诗词，苏东坡居然主动指出来，详加解释，介绍其出处，他们才醍醐灌顶，大长见识，比方说，《和韵》诗中的“嘉谷”、“莨莠”等语，苏东坡说这是在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另外又取《诗经》中“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小鬼难缠，阎王也未必好过”，御史台一般“小鬼”，千辛万苦整理好苏东坡相关诗词讥讽新政、影射时政的罪证，到了更高层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宰相王珪那里，这些人更加阴险狠毒，喊打喊杀，此起彼伏，必欲除苏东坡而后快。但是，令人讽刺的是，苏东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诗文唱和，“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等诗词，自比独鹤、高鸿，把变法派比喻成乌鸦、老鼠，这些“独鹤”、“高鸿”个个“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竟然没有一个肯出面替他求情，反而是那些被指称为“乌鸦”、“老鼠”的变法派大臣出力搭救，其中，章惇为了搭救苏东坡，还和宰相王珪撕破了脸面。更没有想到的是，决定苏东坡生死而起重大作用的，还是王安石劝宋神宗那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回头想想，早在熙宁七年，苏东坡还做了《王莽》、《董卓》两首诗来痛斥王安石，人之将死，苏东坡除了汗颜，恐怕也会感动得流下感恩的泪水。
追根到底，真正让宋神宗龙颜大怒，对苏东坡动了杀机的诗词，莫过于苏东坡“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的诗词，好你个苏东坡，竟然把众多大臣比作乌鸦，岂不是把朕当作“乌鸦王”了！真正能决定苏东坡生死存亡的人，非太皇太后曹氏莫属，她老人家告诫宋神宗：“昔仁宗策贤良归，甚喜，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于是，宋神宗圣旨下发，苏轼终免一死，贬谪黄州，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乌台诗案”就此了结。
大宋贤后：宋神宗时的太皇太后曹氏。
一般，文字狱牵扯较宽，“乌台诗案”同样如此，受到牵连者，三个人的处罚较重。一是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且更因对待公主不礼貌，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这就是名垂千古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转折点，尽管“乌台诗案”后苏东坡东山再起，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从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先后升为礼部郎中、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但是，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至此，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两头不讨好，最后被外放、流放。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流放到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六岁。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苏轼为“文忠”；故后人尊称为“苏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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