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二情书》中，汤唯饰演的女主焦姣是一位在澳门赌场做引导员工作的年轻女性，她遇到了陆毅扮演的学霸同学，对方信誓旦旦向她打包票，说只要按照他研究的模型操作，一定能赢。于是焦姣将多年储蓄拿出来和同学一起上场，但临到现场，那位同学把事先想好的所谓科学模型通通抛在脑后，忍不住大杀四方，结果输个精光，连累焦姣血本无归。
电影中还有另一个思维完全不同于学霸同学的人，那就是王志文饰演的大陆老板，无论是在澳门还是拉斯维加斯，几乎场场都赢。但他经常赢并不是运气多好或者技术多高，他懂得收手，即使牌运再好，见好就收。无论汤唯如何劝说，都不为所动，坚定地转身离开赌桌。这个故事固然说明了不赌就是赢的道理，也揭示了人的认知系统中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
行为经济学的鼻祖丹尼尔·卡尼曼教授，把人们的认知系统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套是直觉系统。它依赖人的直觉，不怎么消耗脑力，运行起来非常快，可以称为“快系统”。
比如，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个坐在手推车里的胖嘟嘟的婴儿，你会觉得他很可爱，不由得去逗一下……这些判断几乎自动完成，毫不费力，就是快系统在起作用。显然，电影中那位学霸同学的思维属于快系统。
第二套思考系统是理性系统。它依赖人的理性，需要刻意思考。运行起来要消耗大量脑力，而且比较慢，所以被称为“慢系统”。当我们解答复杂的数学题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推理，就是慢系统在起作用。毫无疑问，王志文出演的大老板属于慢系统。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告诉我们，两套系统各有所长，共同合作，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考过程。对于简单事务，快系统依靠经验、直觉迅速做出判断，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时间；当碰到复杂问题，理性开始占上风，我们的慢系统开始进行深入思考，反复谋划，得出万全之策。两套系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的思维每天都在两个系统间切换。正如书中说的：直觉遇到麻烦，理性出面解决。
我们的大脑很懒
我们的理性系统很有用，能帮助我们在每个重要关头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但它有个特点——爱偷懒。
书中用了著名的大猩猩实验进行说明。科学家让被试看一个打篮球的视频，比赛非常精彩。画面中穿着不同队服的人们对抗合作，竞争激烈。科学家给被试安排了任务，数出一种颜色队服的人共传球几次。当大家都在专注计数时，视频中出现了一个穿大猩猩服装的演员。
视频放完后，每个人都报出自己的数字，但问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演员，大部分人都一脸懵逼，表示没有印象。这是因为人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当计算传球占用了我们的慢系统，快系统便停止工作，自然也发现不了显而易见的大猩猩了。
再比如，金庸小说中有一门高明的武功叫“分心二用”，起步要练习一手画方，一手画圆，学会的话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但能学好这门武功的人很少，就是因为我们的两套系统只能快速切换，做不到同时启动。
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解一道复杂的方程，前面几步你能跟得上，于是专注听讲。
越解到后面越难，你想了半天也没明白，于是不自觉将目光转向窗外，恰恰窗外停着一只小鸟，你忍不住看小鸟。当老师的粉笔砸中你的额头，方程都解完了。害怕耗费精力，喜欢避重就轻，这是我们普通人的思维特点。
传统经济学的著名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把人的决策行为看作遵循理性，遵循效用最大化。然而，非理性的决策实在太多了。我们不仅将金钱虚掷到一望就能知道稳赔不赚的赌局中，还经常因为担心损失而放弃天赐良机般的投资机会。
比如，一套餐具有五个盘子，完好无损，另一套有六个，有一个是坏的。通常，后者的定价反而低于前者。因为坏的那个实在让我们不舒服。而投资和赌博这件事，如果仅仅用数学模型计算博弈，就像《不二情书》中的那位学霸同学，带了再多理论和模型上场，也不免在自己的非理性面前败下阵来。
因为人的非理性，建立在理性人地基上的经济学大厦就存在一些根本的漏洞。卡尼曼等人的工作用一系列研究，不仅证明了这种漏洞的存在，而且提示了一套方法，让我们得以探索人类非理性的规律。
快系统的“七宗罪”
作者对于直觉导致的偏见和失误，进行了非常系统深入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是三种偏好和四种效应，我们将其称之为系统1的“七宗罪”。
第一种，是典型性偏好。就是指人们会过于关注典型事件，从而不加思考地对人或者事情定性，而不去思考其背后的合理性。
当看到央视前著名主播张宏民在公共场合穿着随意吃雪糕，大家会更倾向于认为他落魄潦倒晚景凄凉。虽然张宏民职业生涯辉煌，获得很多奖项，但大家还是因为典型性偏好选择用直觉做判断。
第二种，是可得性偏好。当一件事情更容易出现在大脑中，人们就会认为它发生的概率很大。比如恐怖分子进行袭击活动时，造成的伤亡人数可能远远比不上交通事故中伤亡的人数。但是由于媒体的渲染，使得人们对于恐怖分子造成的伤害关注度极高，就会在遇到事情时，首先想到是否遭遇了袭击，因而少数恐怖分子的行动就能带来巨大的恐慌。
第三种，是因果性偏好。当一件事情发生时，系统1很可能会为其自动找借口或理由，但是却很少考虑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合理。比如当网球运动员在比赛时，如果运动员先下一城，在第二局比赛中表现较差，人们就会认为他是因为在原来表现好，压力大才会发挥失常；相反的，如果他第二局也表现得很好，人们就会认为他是因为先下一城心态放松了才能超常发挥。系统1总是在不断地为我们看到的事物做解释，而我们也懒得去思考其解释是否合理。
第四种，是光环效应。当对一个人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时，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光环效应带来的偏见之中。假设你是一名人力招聘主管，你在对面试者进行面试时，可能由于对方和你是老乡，你会觉得很亲切，在面试的过程中更加有倾向地提一些较简单的问题，老乡这一身份使得你在判断对方是否符合岗位要求时产生了偏差，这就是光环效应。
第五种，是锚定效应。在评估某一个未知事物之前，人会预先估计一个参考答案，这个参考答案称为锚定值，然后再来调整。比如当一种商品要进行大甩卖时，商家会考虑是要直接降价还是打折促销好。实验表明，打折促销更能带动商品销售。因为打折促销时，商品原价会同时标注出来，这个原价就给了消费者一个锚定值，在锚定值的基础上打折，消费者看到现价与原先锚定值的差距，就会觉得买这个商品很是划算。
第六种，是框架效应。指的是对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描述，会导致你做出不同的决定。比如对于一台手术，手术后存活率90%与手术后死亡率10%描述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我们的大脑思维就会觉得第一种说法更加容易接受。
第七种，是禀赋效应。是指当你拥有某个物品后，会觉得它的价值比你未拥有它时更大。书中举例了马克杯实验。实验人员将马克杯作为商品分配给学生，让他们自由交易，结果发现许多人都无法将自己的马克杯卖出去，因为卖家和买家对于马克杯的定价范围差异很大，卖家认为自己的马克杯价格应该在5美元左右，但买家却认为应该在2美元左右。
明白了快系统的“七宗罪”，便能有的放矢，避免直觉带来的许多弊病。
激活慢系统
我们需要做的是，经过训练将那套特别有用却很懒惰的慢系统激活。
相同的结果，只要对风险的表述方式做一些改变，人们的决策可能完全相反。比如“某种疫苗有0.001%的概率会导致儿童终身瘫痪”跟另一种说法“在10万名接种疫苗的儿童中，会有一个终身瘫痪”相比，后面一种说法明显让人感觉更加危险，它唤起了我们的快系统，想到儿童因接种疫苗而终身瘫痪的画面，而忽视了另外99999名儿童是安全的。那么想要人们有更大意愿接种疫苗，在表述时，就使用第一种。
作者还提出了饮水机闲谈这一招。领导在进行决策之前，可以到比较轻松的环境，比如饮水机旁，聆听下属关于某件事的判断，有时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目的其实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慢下来，激活慢系统，尽量避免快系统带来的偏见和失误。
书中还给出了两条建议。
建议一：不要闷头做决策，多听听其他人的建议和批评。因为在重大决策时，自我批评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心理痛苦，但质疑别人就要轻松得多。这也是“旁观者清”的心理学依据。
建议二：“事前验尸”。先假设这件事会失败，然后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下失败的可能原因。以此来提醒自己，做到未雨绸缪，提高工作的成功率。
要纠正偏见，做出理性决策，其实就是慢下来，主动去激活慢系统，弥补快系统的缺陷。
总结
思考的快与慢，实际上作者想带给大家的是有关决策的效用和价值，是分别由体验决策（快系统）和理性决策（慢系统）所构成。在决策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体验价值对与与结果直接相关的决策价值的影响，尽可能地用体系化的思维进行理性决策。如果你想了解决策背后的故事或者个人想做出更好的选择，本书会帮助你在不断出现的风险事件中，规避某些偏见，找到最适合个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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