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萧乾和文洁若在萧乾的母校北京崇实中学合影。
“超人雪子”文洁若
本刊记者/宋春丹
位于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一栋塔楼的狭小两居室，是93岁的文洁若近30年的居所。丈夫萧乾去世后，她卖掉了挨着的那套两居室，在这里独居了20年。她说，自己用不着住那么大的房子。
窄仄的客厅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只有一部座机。最醒目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相框，其中最大的一张是萧乾在欧洲做《大公报》驻外记者时的黑白照，歪着头，笑得很灿烂，充满年轻的活力。
屋子里陈设破旧凌乱，但文洁若并不在意，因为书桌就是她的一方天地。一盏泛黄的老旧台灯旁摆着一本日历，记录着她每天的工作进度。她有太多事要做，要继续整理出版萧乾著作，还要翻译和写作。她说过很多次：“我这一生只做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
来访的人很杂，她问都不问，直接开门。为避免来访者走错门打扰邻居，她干脆直接手写一张“文洁若家”贴在门上。但她希望来人有事说事，速战速决，不愿意多讲一句闲话。
文洁若曾告诉自己的忘年交“粉丝”、画家张斌，自己的姐姐们个个天资聪颖，她自觉不够聪慧，但是勤奋。她觉得，事实证明普通而勤奋最好，太聪明反易夭折。
文洁若生日时，张斌想去看望她，她不许，想等到95岁做一次大寿。她相信，自己可以活过享年111岁的周有光。
“可爱的家”
1953年暮春，文洁若第一次见到了萧乾，那时她26岁，萧乾43岁。
当时萧乾刚调来，社领导向大家介绍说，他暂时在家修改一部电影剧本，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送到他家里去。文洁若手上有部稿子，是从英文转译的苏联小说《百万富翁》，译文诘屈聱牙，校样改到第5次还不能付印，就提请萧乾加工。几天后，校样改回来了，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她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现在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
文洁若被萧乾的学识吸引了，意识到在文字工作上，自己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导，也有了知音。两人慢慢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深受外国文化和文学的浸染，都喜欢罗曼·罗兰、狄更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1954年萧乾和文洁若的结婚照。
文洁若从未谈过恋爱，萧乾则有过三段婚史。萧乾向她坦言：“曾经遗弃过一个人，后来又两次被人遗弃。”忠告的声音一度占了上风，她曾与萧乾分手八个月，但最终还是决定嫁给他。
1954年4月30日，他们利用午休时间去北京东城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萧乾雇了两辆三轮车，文洁若坐着一辆，另一辆载着她唯一的嫁妆—— 一只旧衣柜。萧乾骑着1946年从英国带回来的半旧自行车在前引路，去了他位于东总布胡同46号的作协宿舍。新婚之夜，文洁若还在灯下突击一部等着下厂的校样，不看完不上床，让第四次做新郎的萧乾目瞪口呆。
萧乾送给文洁若一枚精致的玛瑙胸针作为新婚礼物。上面有个象牙雕成的爱神，锦盒盖子的背面写着：“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署名：乐子。乐子是萧乾的小名，雪子是文洁若小时候在日本读书时的日文名。
进入文家的萧乾发现，文家总是弥漫着宗教音乐气氛。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萧乾也深受宗教的影响。他把由海外带回来的几百张西洋唱片搬出来，和文洁若一道挑出莫扎特的《安魂曲》、亨德尔的《弥赛亚》等，静静地聆听。
1954年深秋，秦顺新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到第三编辑室（苏联东欧文学编辑室）上班。编辑室里只有一个扎着两只麻花辫的年轻姑娘在编稿子，她就是文洁若。秦顺新记得，文洁若正在编辑苏联百万字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废寝忘食，工间操的一刻钟也要抢时间睡觉休息。
1956年是文洁若最怀念的一年。继女儿荔子之后，儿子萧桐也出生了。萧乾发现自己每次抽完烟文洁若都会打开窗户通风，就自觉把烟戒了。休息时，他们会一起听古典音乐和相声。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带三个孩子（大儿子为前妻所生）去公园游玩。
这一时期，是萧乾的春风得意之时。他的名字屡见报端，名声在外。他风华正茂，精神面貌极佳，经常愉快地哼唱美国民歌《可爱的家》。
“超人雪子”
这一年，在作协领导的动员和《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萧乾出任了《文艺报》副总编辑。他本不情愿，因为那是个“不祥”的单位，不少大作家都栽过跟头，而且他的本心是脱产搞创作，但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他只能答应下来，成为总编和三位副总编组成的班子中唯一的非党员。
很快，反右运动到来。萧乾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被打成右派。他被扣上“试图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的罪名，反苏、反共、反人民、亲美、亲英、亲日的帽子都戴在了他头上。
萧乾本是谨慎小心之人。1949年8月他离开香港回北平之前，给海外友人统统发了信，声明今后连贺年片也不能交换了。因为他对30年代中期的苏联以及战后的东欧了如指掌，知道像他这样的旅居国外者对海外关系应格外慎重。但这次，还是在劫难逃。
文洁若1950年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照。
萧乾调任后，张光年提出把文洁若也调去，她觉得自己不是当记者的料，而且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也不放她。文洁若认为，没去《文艺报》是自己第一次拯救了整个家庭。《文艺报》作为运动的重灾区，自己去了一定会因与萧乾的关系被打成右派，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来人，光是古典部就有7个人被打成右派，5%的指标轮不到自己。
萧乾被打成右派后，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夜里，他常惊呼：天塌下来了！文洁若镇定地说：天塌了，地顶着。有人要她和萧乾划清界线，她拒绝了。萧乾说：“Maggie（文洁若在圣心学校读书时的英文昵称），这世界真冷啊，亏了还有个家。”
按照单位要求，她写了一篇揭发材料。她在材料中说，导致萧乾被打成右派的两篇文章与自己密切相关。因为自己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耳濡目染，萧乾才写出《“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因为自己和萧乾讲过人事科工作神秘，每个人的档案都放在一个绿盒子里，如果有人想陷害他人完全可以捏造假材料放进盒子里，萧乾受此影响才写出《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
这份揭发材料她先给萧乾看了，萧乾只字未改。材料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任叔时，王任叔没说话，只示意她放在桌上，文洁若觉得他可能根本没看。
1958年11月，文洁若调到亚非组，从重病的老编审张梦麟手中接过了日本文学的编辑工作。
文洁若日语基础扎实。7岁那年，她和姐弟们随赴日担任外交官的父亲到东京生活了两年。回到北京后，她就读于一家日本小学。父亲曾要求她把一套《世界小学读本》日译本转译成中文，她每晚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合用一盏台灯，历时4年，将10本书译完，总共100万字。也就是从那时起，她有了当翻译家的愿望。
文洁若当时的月工资是89.5元。萧乾在农场领26元生活费，她每月还能从文联领到40元家属津贴。她要养三个孩子，还要赡养母亲以及没有工作的三姐文常韦。她曾花8天时间突击翻译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所著长篇小说《火凤凰》的最后一章《难忘的日子》，全文达3万字，拿到了约200元稿费。靠这一笔笔外快，她在萧乾被打成右派的22年间支撑起了这个家。她说自己是一只老母鸡，要把萧乾和孩子们保护在她的翅膀之下。
多年后，萧乾说，那时的雪子在他心目中是个超人。
从反右开始到改革开放前，文洁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与萧乾的通信阅后即毁，放在水里泡成纸浆扔掉。即便信中内容都是生活琐事，从不涉时局政治。
1961年，萧乾结束三年三个月的“监督劳动”回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
那时他们已从作协宿舍被赶到了前圆恩寺的一个大杂院，天天听着邻居的指桑骂槐，打定主意搬家。刚好文洁若得了两部译作的稿酬，就用这钱买了一个私房主贱卖的五间南屋和一间小西屋。三姐也搬来同住。他们戏称这里为“诺亚方舟”。
1962年，楼适夷又派给文洁若一项任务：去“把钱稻孙那套本事学过来”。
钱稻孙和周作人的经历很相似。抗战爆发后，钱稻孙受国立清华大学委托，留京保管学校资产。北平沦陷后，他曾一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当时日文译者虽多，但是能胜任古典文学名著的译者却凤毛麟角，因此出版社领导常说：要趁周作人和钱稻孙健在，请他们把最艰深的古典作品翻译出来，并花高价买下，现在不能出版，将来总可出版。
楼适夷亲自带着文洁若去钱稻孙家，说给他带来个“女弟子”。出版社自1958年起，每月付给钱稻孙100元“预支稿费”（交稿后由稿费中扣除），那天商定，由于文洁若去学习，即月起调整为150元。
1962年至1965年，文洁若在钱稻孙指导下学习了四年日本古典文学，每周学习三个上午。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他译什么，她就学什么，实际上起了帮他整理稿件的作用。她说，自己一生有不少老师，似乎没有哪一位称得上“恩师”，但钱稻孙确实是她的一位恩师。
1962年秋，文洁若曾请他和师母来家吃过一次火锅。不久，老先生专程乘有轨电车来出版社找她，说好不容易买到一只山鸡（那时食品相当紧缺），非请她和萧乾次日去吃午饭不可。
第二天他们准时赴约。萧乾早年读过钱稻孙用离骚体从意大利语翻译的但丁《神曲》，十分钦佩，两人相谈甚欢。
萧乾对文洁若感慨：“你要是能多抽出一些时间，帮他抢救出一些译稿，该有多好！像他这样的大学者，今后上哪儿找去啊！”
“文革”开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停发了周作人、钱稻孙等几位译者的预支稿费。1966年8月，78岁的钱稻孙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不久去世。1967年，周作人也在凌辱中去世。
1966年8月，萧乾也被关进“牛棚”。被逼无奈，三姐只得将萧乾多年来的手稿、卡片、札记、书信等付之一炬。
8月27日晚9点，文洁若下班还没走到家，就被一群人架着押往东四八条她母亲住的那个院子罚站。她母亲住的屋子黑咕隆咚，没有声音。那些人要她交待发报机藏在哪里，说她在美国的大姐是特务，她们母女也都是特务。审讯持续到深夜，有人喊把“老特务”也揪来一起斗。冲进屋才发现，老人已自缢身亡了。那些人打文洁若，一绺绺薅下她的头发，逼她在母亲的遗体前大声诅咒“死了活该”，直至天亮。她默默承受着，因为她是家里的顶梁柱。
萧乾也做出了与岳母一样的选择。他就着半瓶白酒吞下大量安眠药，幸被及时发现送医救回。面对从死亡边缘回来的萧乾，文洁若只是俯下身子，在他耳边轻轻用英文说了一句：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们要比他们活得长！）
文洁若问过萧乾，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萧乾可以选择留在剑桥，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也可以选择留在香港，继续从事新闻业。萧乾凄然说：“想那些干什么！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
1969年，萧乾和文洁若及子女都被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秦顺新与文洁若一家同属一个连队。他记得，很少有人接近这家人。
萧乾年届六十，却被当做壮劳力使用，说他是“大力士，能扛二百斤”。文洁若要他量力而行，被人汇报到连队，她挨了批，依然我行我素。排长让萧乾挖河泥，她就替他挖；让萧乾值夜班，她就白天干活，晚上替他值班。
1973年7月，文洁若被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萧乾也请假回京。他们原来的住房被占，新住处是一间土坯房，狭窄拥挤。文洁若在办公室将八把椅子拼在一起，睡了10年。
1979年，萧乾平反。1983年春节后，他们搬进了位于复外大街的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这是他们婚后第10次搬家。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他们还首次有了一间书房，叫“后乐斋”。
合译天书 《尤利西斯》
1990年，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约请英语翻译界大家译《尤利西斯》，约了一圈，均被谢绝。他又试图劝说钱锺书来译此书，并说叶君健说全中国只有钱锺书能译。钱锺书回信说：“《尤利西斯》是不能用通常所谓翻译来译的。假如我三四十岁，也许还可能（不很可能）不自量力，做些尝试；现在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李景端又找到了萧乾。此前的1989年，萧乾刚被国务院聘为新一任的中央文史馆馆长。80岁的萧乾想谢绝，但63岁的文洁若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文洁若曾十年寒窗攻读英文。1940年，她小学毕业进入由法国天主教圣心会创办的圣心学校。她的四个姐姐先后在圣心学校读过书，她赶上了末班车。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外文系。从50年代起，她用业余时间译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名著，且多为日文翻译。她始终记得，幼时在日本，父亲曾在书店指着一套日译本的《尤利西斯》对她说：“你看，日本人连那么难懂的书都翻出来了，要是你用功搞翻译，将来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多好！”
萧乾与这本“天书”的缘分更深。1939年他刚到剑桥时就购买了这套两卷本的书，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时，他以英国心理小说为课题，又重点钻研了这本书。1945年初，他还专程到瑞士苏黎世去寻访乔伊斯的墓，写下凭吊的话：“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虽然如此，但他对译这本巨著却犹豫再三。
文洁若先翻译了一章，给萧乾试阅，见底稿不错，润色起来不费事，萧乾才同意。1990年9月20日签订的约稿合同上，写的是“译者文洁若，校订者萧乾”。直到1992年，萧乾确信能保证译文质量又不至于把他拖垮时，才终于在合同上作为合译者而签了名。
萧乾在1991年7月写的《一对老人，两个车间》，记录了这段翻译生活。他说，他的同辈人多是儿孙满堂，像他和文洁若这样三个子女都远走高飞的，寥寥无几。但他们既无意夸耀这种冷清的晚年，也没有丝毫怨气，对眼下这种“车间生活”十分满意。
在这个“车间”里，他们流水线作业，文洁若当“小工”，担任草译和注释，做到“信”；萧乾当“大工”，加工润色，力求“达”和“雅”。两个人最喜欢用的词是“team work”。
他们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疾病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两个年龄加起来150岁的老人，像年轻人一样焕发了热情。两人都觉得，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过的也就是平生最美好稳定的日子了。
萧乾在书房兼会客室里写作，文洁若的书桌挤在卧室的大床边。书架几乎挨着天花板，她经常爬上爬下地翻阅参考书或字典。她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连几个月不下楼。
萧乾说，在这项工作中，妻子是“火车头”。她的勤奋努力一直在改造着他，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他最佩服的就是妻子那摘“定额”的办法（文洁若说这是得益于父亲从小的训练），不论多么艰巨的工作，都能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去完成。
文洁若最喜欢译瘸腿美少女格蒂·麦克道维尔的部分，这使她想起曾经患17年腿疾的三姐。三姐一直未婚，与文洁若和萧乾一同生活。
工作之余，文洁若唯一的活动是帮着三姐料理一些家务。为三只乌龟喂食换水本来是萧乾的活儿，因为他又添了腰痛的毛病，文洁若把这活儿也接了过去。萧乾说，别看乌龟是宠物当中最省事的，三天两头也闹些花样。一次，为了抢饵食，大乌龟把小乌龟的前爪咬得鲜血直流。文洁若把小乌龟隔离开，为它上了几天紫药水。
1994年，《尤利西斯》历时四年三个月，终于翻译出版。这是《尤利西斯》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成为文坛一大盛事。1995年，萧乾和文洁若在上海签名售书，创下了两天签售一千部的纪录。
独居岁月
1998年，画家张斌经人介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崇拜的这两位《尤利西斯》译者。
那时萧乾因心肌梗塞住在北京医院。文洁若在病房中安置了一张办公桌，一边照顾他，一边忙译作。
张斌觉得，萧乾与文洁若是互补性格，萧乾幽默、机智，文洁若实在、朴素，但她出席活动一定衣着得体，头发一梳，稍着淡妆，文化大家的内在风范就显现出来了。张斌送给了他们一幅画，是两朵鸡冠花，因为萧乾属鸡，文洁若算是嫁鸡随鸡。两人都很喜欢这幅画。
1999年2月，萧乾安然离世。进入半昏迷状态前，他不断地念叨着“回家，回家”。从他的遗物中，文洁若找到了一封留给她的短信，信中说：“谢谢你使我的灵魂自1954年就安顿下来。”
子女想接文洁若去美国，她说：“我哪里走得开？你爸爸身后的事，10年也做不完。”
她独居后，近邻史佳成了她的“信使”之一。80年代初，史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资料室做图书管理员，经常看到文洁若来查资料。一般人来借书都要史佳帮忙找，但文洁若对这些资料了如指掌，都是自己直接查找。很多人为了方便复印，会把一本书拆开，她从来不会，而且每次还书都会给书包上新书皮。
史佳有时会帮文洁若传递稿子。文洁若每次都在黄昏时分来，因为这时日光下已看不清稿子，而天空又还微微亮着，她觉得这点阳光很宝贵。
多年来文洁若一直自己做饭，极其简单，只把食材统统倒进锅内用食用油和盐水煮，然后分成几份吃两天。她每周去饭馆吃一次鱼，打包回来再吃几顿。
2000年后，她年事渐高，表外甥黄友文成了她的一位助手。黄友文觉得，文洁若为人简单赤诚，很多人打着各种名义来家里搜罗资料和手稿，她都任其拿走。她还曾被人以建萧乾墓的名义骗走很多钱。
张斌说，文洁若向来不怕任何打击，她说损失一点钱没事，因为生命和健康最重要。“何况国家有补助，超过90岁的人每个月补助还多500块，何必为几十万揪心。”
《尤利西斯》出版后不久，南京市新华书店邀请她和《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等来签售，杨苡的女儿赵蘅第一次见到了文洁若。
赵蘅记得，与衣着朴素的母亲不同，文洁若穿了一条裙子，搭配大红色外套，还化了妆。
赵蘅说，虽然同为翻译家，但母亲杨苡与文洁若的性情完全不同。杨苡很会生活，兴趣广泛，童心未泯，而文洁若除了工作，再没有其他物质和享受的欲望。她觉得，文洁若的很多做派和生活哲学都与众不同，从不看别人的喜好行事，喜欢当众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虽历经坎坷，她身上找不到困惑、忧愁、苦涩与挣扎的字眼，精神状态总是像一个斗士，全无感伤，简单明了。
这些年赵蘅每次见到她，她总是信心满满地说，自己要赶上杨苡（杨苡已101岁了）。
她经常问赵蘅，出了几本书了，让她汗颜。
她没有三个子女在国外的电话，从不主动联系他们，也不想让他们常回国探望：“我还要忙自己的事呢，不要打扰我。”现在，她正应重庆出版社之邀翻译太宰治的《惜别》。
她一直独居，直到今年夏季摔了一跤，右手手腕骨裂，93岁的她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请了一位保姆。休息时她喜欢和保姆聊天，给她讲与萧乾的过去，讲儿时的旧事。
小时候，她家住北京东北城的桃条胡同3号。胡同不长，总共也就住了十来家人。她家住的是个大四合院，前后共四进，还有一个西院。母亲在五个院子里都种满了花，招来很多蜜蜂、蝴蝶和蜻蜓。文洁若原名文桐新，五姐妹的名字依次为桂、树、棣、檀、桐。院子里有祖父、父亲和姐姐们三代人买下的几屋子书，根本不用去图书馆，就可以徜徉在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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