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到底有何恩怨，为何会全力反对变法？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与其说是个人的恩怨，倒不如说是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
他们两个人所代表的是当时北宋时期的两个政治派系：王安石所代表的是变法派；司马光所代表的是保守派。
王安石讲究激进变法，但司马光却主张稳健政治，在对待政治问题上两人一个大刀阔斧，一个四平八稳，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自然会产生矛盾。
宋神宗时期坚持变法，司马光无法阻止变法的进行，于是不顾皇帝的多次挽留，坚持出任地方官员，在此期间经过19年的呕心沥血编著了《资治通鉴》。
在宋神宗驾崩之后，司马光被迎回内朝担任宰相，在太皇太后等保守派的支持下，司马光开始将变法一一废除，此时的王安石却无能为力。
虽然朝堂中的见解不同，但其是两个人乃是至交好友。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很多保守派官员攻击王安石变法时，也对王安石自身产生了怀疑，在《宋史》中甚至将他列入《奸佞传》。但是司马光却是认同王安石的性格的。
王安石对于这个亲手毁了自己心血的司马光也是极其认同的，他曾评价司马光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其实这两个人之间是存在很多相同点的，他们都不慕名利，专心学术，保持着简单的生活作风。
一、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大宋的发展，但是其方式遭到了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朝臣反对
宋神宗继位后，宋朝初期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已经暴露出很多弊端，各种集权统治下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引起了土地兼并的猛烈发展，导致了社会中的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阶级的手中。
由于地主阶级拥有不用交纳赋税的特权，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减少。北宋政府错误的军队制度将国家中的强壮士兵作为进军囤积于京师地区，导致边境地区军力较弱在和辽夏的战争中常常失败，对外关系紧张。
同时政治上，北宋政治分化事权的方式导致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引起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确立实施王安石变法。
在经济上，设立了三司条例司，来管理过去掌握宋朝财政权的三司机构，这个机构是当时北宋政府的***财政机关，负责制定财政计划，规划财政改革。之后由政府出资设立了“市易司”来管理市场，收购市场中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去。同时为维护市场的顺利进行，向商贩发放贷款。
颁布了赋税改革制度，实施“方田均税法”，通过丈量土地，评价土地水平，将土地分为五等，制定相应的付税额度，这种做法除了清算除豪强地主所隐瞒的土地以外，还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国家收入，不过这也严重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权益。
在农业上，颁布了“农田水利法”，鼓励地方人民开垦荒地，修建堤防。同时如果地方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地方官员也可凭借修建水利，得到相关奖励。
在关于徭役方面，过去的差役一般由各户人家轮流当至，现在改为由各官府出钱雇人。官府所出银两由各民户，按照高下等级分摊。
军队中实施了“裁兵法”，规定士兵的退伍年纪,制定了测试标准，不合格的士兵必须退出军籍。还实施了将兵法将驻军分为若干单位设置将与副将，负责操练提高军队素质。
在军事储备上，实施“保马法”，鼓励西北边境人民饲养官马，由政府提供马匹，人民饲养。在兵器上设立军器监，负责制造武器，改善过去武器制造粗劣的问题。
在人才选拔方面，实施了“三舍法”，以学校考核取代科举考试，颁布了“贡举”制度，修撰了《三新经义》作为全国学生的教科书和考试依据。
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和不足，比如说产生了一定扰民损民的后果，加上新法操之过急，最终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人把他归结为两人所处的政治立场和代表的社会阶级不同，但这并不是全部。
首先，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所采取的措施，而并不是当时封建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当时的宋朝封建社会体制已经到达了难以逾越的困境。王安石变法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过于先进，加之操之过急，因此没有适应当时的封建社会。
例如，“免役法”的颁布，导致很多小买卖都没有办法持续经营下去，并且在操作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很多商贩所要交的赋税比本钱都要多，于是很多商人以命相抵不交税负。
在“保甲法”推行时，农民同时面对高额的付税和被抽取当兵的两种威胁中，于是民间发生了近300起的自残事件，到了公元1072年，还出现了上千农民集体进京上访的事件，这严重违背了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司马光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废除这些制度也是有原因的。
从经济上面来说，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的现象。王安石看似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实只是将国家中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成为了国家敛财的对象。
所以看似增长的国家财政收入并不是由于国家生产发展导致的，而是由于各种明目的“加赋”产生的效果，所以变法缺乏社会基础。
因此，与其说是司马光铲除了王安石变法，倒不如说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其次，变法本身存在操之过急的问题。变法涉及范围多达十几项，在短短几年中将这十几项的改革全面铺开，对于百姓的生活来说必然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变法超脱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所以必然会陷入困境当中，而清除变法则成了改善困境的最主要方式。
变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导致了效果的偏离，比如政府把“青苗法”的利率规定为20%，主要是为了安定民心，但是地方官员却擅自将利率提高到30%左右，百姓反而加重了负担。在经济上政府抑制私人商贩的发展，官员却经营官商代替私商。由于政府需要出钱雇佣差异，所以地方官员就拼命敛财。这些制度全部都违反了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导致了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变法派内部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蔡京，李定等人品质低下，在变法过程中只顾私利。变化派内部的分裂问题严重，核心人物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就存在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在第二次担任宰相时，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就不如以前那么友好了。
在变法停滞不前时，王安石被迫辞职。加上变法派内部涌现的反对派，更是将变法搞得四分五裂。相比王安石所处的变法派，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则是人才济济，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欧阳修苏轼等人，因此，整个政府中的权力风向也是向保守派倾斜的。
总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并没有水火不融，双方是由于政治信仰的不同，导致这种结果的。
但他们同样都是为了当时的国家利益和公平正义。不过王安石变法后所延伸出了激烈的党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他们不像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那样以国家为己任，反而将变法作为党争的工具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司马光与王安石到底有何恩怨？为何会全力反对变法？
王安石和司马光同为宋朝的政治家，他们两个之间没有太大的恩怨，但是他们和而不同，他们亦敌亦友，成为了对方不可或缺的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反对的是他的一些理念和手段，王安石中治法治而司马光则中治人治，王安石的变法比较清新脱俗，司马光能够在王安石的新政中找出不足和错误，对王安石提出的意见有不同的建议。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都是非常率真的人，他们敢在朝堂上做敌人，也可以在朝堂之下做朋友，他们在朝堂之上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会公然的让对方下不来台，但是他们私底下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会一起去游玩，两个人也会赞美彼此的文采，他们可谓是亦敌亦友，他们两个彼此惺惺相惜。司马光不同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是不理解王安石的理念和手段，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上来说，变法之后，不可能从根本上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且还会加重底层人民的负担，虽然王安石的变法是这样的，但是司马光也不会考虑到底层的利益，他的侧重点在于维护大宋的统治，他的侧重点比较在乎国家有垒卵之危，虽然他们两个的整体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司马光却比较注重传统，而且比较中庸，不承认王安石的激进法，有着不可协调的分歧。最主要的是司马光比较反对王安石的冗官和冗兵方面，王安石的许多做法跟现代社会的提高效率差不多，增设了很多的新岗位，对于这种做法，司马光是无法理解的，而且在对待官兵方面，要不断地招募新兵，旧兵不退役，导致军队越来越庞大，但是对外敌没有什么战斗力，国家还要担负巨额的开销，司马光一直不承认他的这些手段，但王安石却只想改变兵制，导致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亦敌亦友的两个人有着朝政上的恩怨，两个人对朝政有着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虽然司马光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但是他依旧自作主张进行变法，即便是两个人都没有成功，但是也是要通过自己的执政理念来改善当时国家的弊端。
王安石与司马光关系究竟怎么样？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同一时代的，说起两人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政敌，在官场上有非常多的交集，在政务上势同水火。但是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却是朋友。在历史当中，王安石也提起了变法，但是司马光却坚决反对这件事情的出现，也让两个人的关系闹得非常的僵硬。两人关系这么的僵硬，主要还是因为王石变法所引发的政治斗争。这也就要说到当时北宋的真实情况，北宋当时的朝政遭遇了重大的危机，财政支出有巨大的负担，再加上与西夏有战争，也带来了沉重的军费开支，也让朝廷面临着外忧内患的情况，所以王安石提出了变法，这个变法主要是从利益阶层上去获得利益。但是两个人的思维差异是非常大的，司马光的主张是稳健，所以这也让两个人的关系在后期变得非常的恶劣。双方的矛盾也走向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双方有没有对错呢
王安石和司马光其实双方是没有对错的，王安石的变法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是能够改变当时的社会情况，但是对于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麻烦。而且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那个时代其实也是比较超前的概念，是不具备有实施成功的条件。再加上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用人方式也有一些不满，所以这也导致了在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实际上的偏差，也让一些不法分子让大家的政治斗争更为复杂。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失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所用非人，王安石在用人时是存在一些偏差的。王安石手下的人在上台之后，恩将仇报，去陷害王石的弟弟。再加上王安石进行变法的政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民间的反对，是没有人民的支持，百姓没有受到利益保护，反而遭受到迫害，所以是没有人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这也导致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
最后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主要是在政治上有一些不同的理念，所以是死敌，但是他们的矛盾也是非常单纯的，主要就是因为变法是不存在个人的得失。
王安石与司马光
北宋时期，有两位著名的政治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在政治舞台上可谓相爱相杀。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司马光19岁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即是“天之骄子”。
王安石自幼聪明，既有才华，又能实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从小就爱学习，过目不忘，跟随父亲游走各地，深刻体会基层实际生活，为王安石日后大展身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也造就了王安石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 历史 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 历史 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朝这个时期可谓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一方面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这时期政治家也尝试进行过改革。如范仲淹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项建议，主张要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变法内容太广，没有落到实处，加之宋夏战争和政治斗争而被迫退出权利中心，因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神宗即位后，破格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后便在神宗的力挺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变法。新法通过“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进行，先后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中有秦商鞅和汉桑弘羊的影子，得益于王安石之前在地方上的历练，分别在内政和财政上有实践和思考。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提拔了一批像 吕惠卿、李定、邓绾等人，不幸的是在识人用人方面出了问题，以吕惠卿等为首的政客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使变法由利民转变成扰民。如青苗法初衷是农户自愿，地方政府官推行中，强制贷款和粮，还要征收三分息，贫农苦不堪言；富农则不贷款只交税，扶民的条款演变成为财产税，地方政府也正好敛财。其他法令推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上下的激烈反对。
司马光也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只是政治理念相对“保守”。在司马光看来，国家犹如一座大厦，万不得已修葺即可，大动干戈会动摇国本。因此韩琦、司马光、富弼、欧阳修等为首的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
初期神宗全力支持亦师亦友的王安石，直至郑侠献《流民图》，所画老幼相携、饥民遍地的场景令神宗大为震惊，《宋史·王安石传》：“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神宗立场开始动摇，之后连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反对变法，神宗又极为孝顺，于是陷入两难。王安石见状只好上书请求外调，暂时离开权利中心，恐怕也是和神宗的心照不宣吧。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初期，看弹劾无效，只好退居洛阳。主持编纂了我国***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直到六十七岁那年，司马光重掌相印，以雷霆之势逐条废除新法，遗憾的是司马光并未提出修改变法的有效方案，由于担心小人弄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全部废除新法。元祐元年，因变法失败积郁成疾的王安石，背部毒疮发作，离开人世。同一年司马光也相继离世。
司马光起初对于变法的态度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才站到反对派那一方。作为大臣，他上书激烈弹劾王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提醒王安石莫为“谄谀之士”所出卖。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面对此情此景，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说道：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两人都为官清廉，而且 两人的私生活都十分检点。当时，士大夫们因为生活都很优裕，纳妾和蓄妓之风颇盛。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极为罕见的既不纳妾也不蓄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生的荣辱遭遇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两人的关系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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