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虎坊桥京天红酒家的新闻触动了老北京们的愁肠，，城南长大的孩子哪个没有吃过京天红的炸糕？食客们涌来排起了几十米的长队，想再尝一口童年的味道……
城南是京味儿文化繁盛之地，不信，看地铁7号线虎坊桥站里的浮雕壁画去：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那些震古烁今的史事，真个是风流界、英雄地。
也许正因为放眼皆有典故、举步即是传奇的缘故吧，有许多发生在这里的陈年往事就像岩层一样，被更加厚重的历史所掩盖，比如，那个位于虎坊桥东名叫万明路的地方，在民国初年，差一点成了北京的“新市区”。
姥姥家的房子一百岁了
姥爷睡着了。
话匣子（收音机）里还放着马连良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搪瓷盘子里的五香花生米还没有吃完——酒盅里的二锅头倒是喝了个精光——他就躺在竹躺椅上打起了呼噜，手中的圆形大蒲扇盖在肚子上，上面还加盖了一层老槐树的树荫。午后的小街很安静，路口穿着白褂子的老太太推着一辆盖棉袄的小箱车，喊一声“冰棍，小豆冰棍”，慵懒得好像叫自家孩子回家睡午觉似的。
那时小豆冰棍五分钱一根、大雪糕一毛钱一支，双职工的爸爸妈妈没时间看管年幼的我，姥姥就把我接到位于虎坊桥万明路3号的她家。
姥姥家的建筑非常奇特，跟北京其他建筑的风格迥然不同。临街是一溜青砖灰瓦的两层小楼，高高的大窗外面覆着抹灰窗套，墙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就连二楼的阳台护栏都是欧式的，想进院子，要走过一条又长又窄的黑色甬道，院子里面搭着葫芦架，层层叠叠的葫芦叶和妖娆多姿的葫芦须下面，挂着大大小小的葫芦和丝瓜，阳光从叶隙间筛过，洒在地上的斑斑碎影都是墨绿色的。除了临街是楼房外，院子里的其他房屋都是平房，如果想上二楼，就要从院内一个宽敞的楼门进去，沿着又窄又陡的木板台阶向上攀爬，那些木板已经朽烂到千疮百孔，踏上去的每一步都有下坠感，而二楼住户家的实木地板，让幼小的我惊讶极了，毕竟在那时绝大多数北京市民的家里，室内地面铺的还是砖头或洋灰板。
当我回到位于一楼的姥姥家，告诉她这个重大的发现时，正在糊火柴盒的姥姥用一种见怪不怪的口吻说：“那有啥，咱们这间屋子过去也是木头地板的。”
姥姥家的这套房子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她跟街道申请下来的，是个22平方米的“大一居”。关于房子的历史，她也不清楚，只知道刚搬进来的时候，地板是实木的，质量特别好，“后来你妈、你舅舅他们结婚，没有木头打家具，就把地板拆了，谁知道底下是个一米多深的大坑，里面有许多根碗口粗的长方形木头支撑着地板，后来才明白，这是老年间防潮的做法。”
直到好多年以后，我在书上查找到了万明路以及姥姥家这套房子的历史，才知道这个“老年间”到底有多老。
万明路北起珠市口西大街，南至永安路，以古刹万明寺而名。据《宸垣识略》、《顺天府志》等书记载，万明寺系元代水淅庵故址，明万历年间重修，清康熙年间由都司谷之麟重建，殿宇壮丽，堪称巨刹，可惜这座寺庙于清末圮废。民国三年（即公元1914年）市政府开始修路，据《旧京旧记》所载，“由永安桥以北至虎坊桥以南，均兴修为土马路，交通上便利殊多，并在其北地方，如香厂改为香厂路，万明寺改为万明路”——不过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市政督办的朱启钤有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他想在万明路一带建造一个“新市区”。
“新市区”选址万明路，说来也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大清年间，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在厂甸举办大型庙会。光绪三十四年，厂甸附近开始修筑新华街，庙会如果停办，那过年可真是大煞风景，刚巧不远的万明路一带有一大片空地，于是厂甸庙会就搬到这里举行，且一办就是三年。每年正月，商贩聚棚，丛集于此，杂技歌舞，喧声动天，而这里也就日渐成了商家常驻的繁华之地。按照朱启钤的构想，新市区要有个上海“大世界”那样的娱乐中心，万明路一带有了一定的商业基础且又“尚待开发”，于是便选定了这个地方。
内务部总长朱启钤
朱启钤本人是个实业奇才，做事也非常的“新派”，他要求新市区的建筑风格必须“西式”，所以吸引了很多外国建筑师投标。很短的时间，万明路沿街迅速崛起了很多西式楼房——姥姥家的房子就是那个时候建造的。此外，新落成的“新明大戏院”是当时北京最新式的剧场，“澄华园”澡堂附设高级理发室，是达官贵人喜欢光临的地方，华侨商人还开设了“陈嘉庚橡皮（胶）公司”、“马宝山饼干公司”，配套的市政建设也令人瞩目：在万明路与香厂路交叉路口圆盘中心设立了北京最早的交通警察岗和电灯柱，每逢华灯初上，万明路一带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片兴旺的气象，被誉为“把北京从封建都市改建为现代化城市的先驱”。
陈独秀撒传单的那座楼
当然，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建筑有两座——东方饭店和新世界游乐场。
东方饭店始建于1918年，是北京第一座由中国人投资并管理的现代化酒店，电灯、电扇、暖气、抽水马桶、热水淋浴等当时的稀罕物一应俱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首开每间住房都安装电话的“标配”，此外还购买了7辆小轿车供住店的贵宾们使用，而1918年全北京的小轿车才有154辆。
现在矗立在万明路的东方饭店是新盖的，我小时候，它就是旁边的那座现名“老房子1918咖啡厅”的西式老洋楼，卧在充满异国风情的小花园里，又古朴又典雅，门口有穿着打扮像安徒生笔下“坚定的锡兵”的招待员，戴着白手套，为每一辆开到门口的小轿车开门。这一切都令我又陌生又好奇，我不敢进去，只能隔着雕成枝蔓模样的铁艺围栏偷偷往里面看，绛红色的阳伞下，几张白色的凉椅永远是空的，仿佛已经开幕但演员总也没有上场的舞台。
老照片里左建筑东方饭店，右建筑大世界游艺场，中间的道路是万明路
新世界游乐场恰在东方饭店的对过，1917年落成，是由中国商人投资、英国建筑商包工建造的四层洋式楼房，在楼顶另竖有三层尖塔，“形状颇像一条轮船”。
据文史学家周简段回忆，“新世界”的一层是大众娱乐区，在门口售票，票价为铜子三十大枚，购票后可进场任意玩耍，设有套圈、打气枪等游戏，最令北京市民感到新奇的，是场内设有四面“哈哈镜”，镜面凹凸不平，映出的人像稀奇古怪，令人发笑。二三层设有商场、电影院、照相馆和戏园子。不过市民们趋之若鹜的还是三个场子：一个是京班的髦儿戏，全部由女演员登台演唱，金少梅、福芝芳（后来成为梅兰芳先生的夫人）等都在这里扬名；二是杂耍场，白云鹏的京韵大鼓、徐狗子的双簧、刘静斋的古彩戏法、万人迷和张麻子的对口相声都在这里演出；三是上海邀请来的文明戏班，演清装戏也演时装戏，风靡九城。四层是餐馆，楼顶上设有屋顶花园，春、夏、秋三季备有时令鲜花供客人欣赏，夏季还设有茶座，一边品茗一边赏花，诚为一大快事。
1914年于万明路西端落成了“新世界游乐场”
在“新世界”发生过一件大事：1919年的6月11日晚，陈独秀先生带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在“新世界”屋顶花园撒传单时遭到逮捕。电影《开天辟地》里曾经详细演出过这一历史事件，无论是装饰在“新世界”进门处的一组灯泡，还是戏场里唱的京戏，抑或老式放映机在屏幕上投射的黑白电影，甚至陈独秀先生撒传单时倚靠的围栏样式，都和真实的“新世界”相仿，可见剧组的用心。
可惜的是，“新世界”的好景不长，先是在先农坛北坛墙外盖起了城南游艺园，与其产生了竞争，二是自家经营不善，发生了客人坠楼殒命的重大事故，由此招来讼事，导致游人锐减。1928年国民政府将首都南迁不久，新世界即告倒闭，一度改为白崇禧的兵营，后来又改为北平犯人收容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被彻底拆除……反正我童年时从那里无数次走过，可是一点儿痕迹都见不到了。
“核桃社”原来是合作社
“你姥爷睡着了，咱们俩去趟‘核桃社’吧！”望着在躺椅上打呼噜的姥爷，姥姥放下手里的活计对我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姥姥在万明路街道办事处当副主任，吃完了午饭，她总喜欢拉着我的手去检查卫生。我们祖孙俩沿着万明路往南，经东方饭店往西，再往南走大川胡同，绕珠市口西大街，从“新大祥”百货商店折返，这么走上一大圈。午后的大川胡同里洒满阳光，墙头的残砖、屋顶的碎瓦，还有在砖瓦上随风飘动的衰草，竟让五岁的我感到有些惆怅。
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那就是姥姥说的“核桃社”到底是什么？因为她带我绕这一圈，顶多去国营小商店给我买两块义利的巧克力威化或者黄油球糖果，并没有去卖核桃的地方啊，但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怕她觉得我嘴馋，直到中学看柳青先生的《创业史》，才明白姥姥的河北口音说的本是“合作社”——那时很多人就是这样称呼国营商店的。
这么一圈绕下来，回到万明路3号门前，大槐树的树荫已经斜了几分，但姥爷依旧在酣睡，我就搬个板凳坐在他旁边，偷搪瓷盘子里的五香花生米吃，这样等他醒来发现盘子里空了，准会笑着用扇子打一下我的屁股说：“瞧我这大孙子！”
万明路3号后来还发生过很多故事，在具有改革意识的姥姥带领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舅舅们打破东墙，开起了一家“万东饭馆”，直到那时人们才意识到这座民国初年的房子举架有多高，居然在室内搭起了一座吊楼而丝毫不显得压抑。几年后饭店关闭了，重新修缮为最初的模样，只是姥姥姥爷搬到楼房去住了，这里一空就是十几年，其间有各种小道消息说要拆迁。谁知在随后的珠市口西大街拓宽工程中，它竟然得以幸存，只可惜那棵大槐树，不知什么时候被拔掉了。
最近一次回到那里，是2016年的夏天，姥爷去世前的几个月。那时姥爷已经年近九旬，为了便于到友谊医院看病，就搬回老房子里居住。我正好去万明路办事，顺道探望他老人家。他用热乎乎的大手使劲握着我的手，听我碎碎念的叮嘱，多喝水多吃蔬菜什么的，不停地点头。临别时，我过了马路回头望去，他还站在原地看着我，他站的恰是原来大槐树所在的地方。
一切终将逝去，一切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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