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被誉为“人文初祖”，而华人也多以“炎黄子孙”自居，不过，“初祖”的意思可并非是指黄帝是华夏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批人类，而是指自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先民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群居生活，开始步入了高等级的有社会组织的文明时代。
当然，单凭文字描述，我们很难理解何谓“高等级的社会组织”。
从考古发现角度讲，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我国的黄河流域形成了以制作彩陶为显著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农业、聚居成为华夏先民的主要生活方式，并形成了带有明确分工和等级的聚落组织架构，先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制作出不同用途的骨器、玉器，并衍生出了原始的宗族、信仰。所以，考古学家说将仰韶文化称作“中国文化的主根主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黄帝并非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某个部族的首领的统称，而这个部族以强大的实力和超脱其它原始部族的文明演进程度，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导。
这点跟炎帝情况类似，据史书记载：“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就连后来跟黄帝大战的蚩尤，其实也做过炎帝（《路史》载：“蚩尤，炎帝之后，恃亲强恣逐帝而自立”）
取代炎帝成为共主的黄帝，情况也是如此，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宰我就曾问过孔子这样一个问题：“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
黄帝寿命300年显然不可能，所谓的黄帝三百年，其实指的是黄帝部族三百年，换言之，就是第一代黄帝所在的部族做了黄河流域部落联盟共主的时间前后长达300年，直到末代黄帝在位时，实力下降，为其它部族所取代。
可惜的是，每一代黄帝部落首领的名号并没有传下来，加上自汉代以后，“一元论”成为史家潜移默化的著史共识，于是黄帝便被具象化为一个具体的人，把打井、作旃冕、造车、发明文字、发明乐曲这些文明要素统统归结为黄帝的创造，并将华夏子孙的血缘谱系都追根溯源到了黄帝身上。
有一个现实例子很能说明这种现象。
据粗略统计，目前全中国宣称自己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有上亿人之多，但事实上，明朝各时期的《洪洞县志》记载的洪洞县总人口从未超过10万级，即便这10万人全是育龄夫妇，在600多年时间里繁育出上亿的后裔，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合理的解释是洪洞大槐树只是明朝大规模遗民的中转站，那些辗转迁居各地的百姓，都将大槐树这个标签作为了祖源地的精神指向。
拨去后世层累在黄帝身上的各种神话传说外衣，黄帝的历史原貌其实是曾雄踞黄河中下游的有熊国（以熊为部落图腾）。
在与炎帝争夺部落共主地位的阪泉之战时，黄帝曾“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赤帝大战于阪泉之野”，这里的熊、罴、貔所折射的正是以黄帝为核心的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联盟的组合。
也正是通过阪泉、涿鹿两次大战，有熊国首领一跃成为了新的天下共主，这就是史书所谓的“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如此看来，黄帝似乎最早建立了一个以有熊国为主导的王权治理模式。但奇怪的是，史书中除了留下黄帝乘龙飞升的荒诞记载外，并没有明确提到黄帝之后谁成为新的诸侯共主，这跟“天下诸侯归之”的政治格局并不契合。
直到夏朝建立之后，以家天下为代表的广域王权统治模式才正式建立。在历代学者眼中，虽承认黄帝的存在，但追溯国家文明起源，却仍然以夏朝为首。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建立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那么黄帝的生存年代又在何时呢？
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以每世30年左右计算，黄帝和夏朝中间间隔了约一千年，如此看来，黄帝的生存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无独有偶，西晋学者张辅（东汉天文学家、数学家张衡后代）在评价《史记》时，也提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即张辅认为黄帝生活在距汉朝的三千年前。
当然，这个所谓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只是个粗略时间范畴，因为上文已经提到，黄帝并非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族群首领的统称，黄帝族统领华夏的时间可能长达300年甚至更久。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黄帝所在的公元前3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已经击败了炎帝、蚩尤等一众对手，建立了一个颇具王朝表象的政权，那么为什么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呢？
换言之，这一千年的空白期里，中国又发生了什么？
根据考古发现显示，中国文化的主根—仰韶文化按照器型特点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出土绳纹翁为主要特征，遗址分布在关中、豫西、晋南，其中分布地域最广的是陕西渭河上游的宝鸡、扶风、岐山一带的半坡类型，巧合的是，这块区域恰恰是炎帝传说最集中的区域。
第二阶段则以出土花瓣纹为主要特征，遗址分布在晋南、豫西，尤其是河南三门峡为中心的黄河三角洲一带的庙底沟类型。庙底沟带有明显的半坡文化遗传特质，但进取精神更为强烈，不断向外扩张。
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个时间节点上，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和辐射范围西抵甘肃兰州，东达海岱地区，北至晋中和冀西北，南则抵达淮汉流域，颇有点一统天下的气魄，这跟《史记》记载的黄帝版图“东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极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暗合。
受庙底沟文化的强势影响，原本聚居在豫北、冀南一带的蚩尤氏后岗—大司空村类型也遭到驱逐。
这一考古文化面貌的巨大变化，呈现的正是史书记载的黄帝败炎帝、战蚩尤，天下咸服的场景。
由于碳十四测定的庙底沟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2780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黄帝族群从崛起到成为天下共主，前后耗时近千年之久，这其中既包括第一代黄帝所建立的有熊国，也囊括了有熊国的前身少典氏、附宝氏。
那么有熊国究竟在哪呢？《舆地志》曾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黄帝最初的定都地在河北涿鹿，此后又进行了迁都，所迁之地，按照《帝王世纪》的说法“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果然，2020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郑州河洛镇双槐树村发现了一处距今5300年左右的大型都邑遗址，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三重大型环壕、夯土院落式基址、墓地、祭坛、“北斗九星”等遗迹和彩陶、牙雕家蚕等遗物。
由于该处遗址刚好位于史书记载的“居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又发现象征王权的北斗九星、麋鹿等遗迹，故而，专家称之为“河洛古国”，也有学者称之为“后黄帝时代都邑”。
首先，从考古地层关系判断，双槐树遗址是在本地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所以它的时间上限不可能早于庙底沟文化类型，自然也就错过那段波澜壮阔的“庙底沟运动”，即黄帝败炎帝战蚩尤的时代。
其次，距双槐树遗址不远的青台遗址，也同样发现了象征王权的“北斗九星”遗迹，这两处遗址所呈现的景象都是军事、政治中心，这也就意味着，在河洛一带，同时出现了至少两处“王都”，这跟黄帝时代“天下咸服”的场景并不吻合，反倒更像是《史记》提到的“黄帝正妃生二子青阳、昌意，其后皆有天下”。
显然，在黄帝死后，就连有熊国本身都发生了分裂，黄帝的后裔都打出了自己是帝王继承人的旗号，加剧了河洛地区的战乱纷争，三重军事环壕，见证了当时战争的惨烈。昔日的庙底沟文化，在各地纷纷变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军事环壕的解剖中，意外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并引发了明显的地层错位，按照北京大学地质专家的推测，这场地震的震级在6.0级以上，这一发现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载的黄帝“一百年，地裂，帝陟”也刚好吻合。
这场地震，让仅存的黄帝象征也随之崩塌。古中原地区古国林立，战争频繁，虽然此后出现的帝喾、颛顼、弃等都以黄帝后裔自居，但却再未出现能让诸侯咸服的局面，这种情况持续了近700年。
直到公元前2300年，随着带有东夷色彩的晋南陶寺古国的崛起，龙山文化时代来临，华夏部落重新形成了以尧、舜、禹部落为国上之国的联盟体制。
当然，这种联盟也是以部落实力作为支撑的，正所谓“舜逼尧，禹逼舜”，大禹凭借治水所带来的政治凝聚，最终在河洛地区建立了父传子的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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