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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意义 以少击多两面作战

   日期:2023-04-22     浏览:37    评论:0    
核心提示: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意义 以少击多两面作战?黎塞留亲王在他的心得《政治遗嘱》中,曾经以绝大篇幅描绘过一种亟需避免的外交困境——以少击多,他说,“那些尝试以少击多的君主或许可以赢得荣耀,但注定无法获得胜利

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意义 以少击多两面作战?黎塞留亲王在他的心得《政治遗嘱》中,曾经以绝大篇幅描绘过一种亟需避免的外交困境——以少击多,他说,“那些尝试以少击多的君主或许可以赢得荣耀,但注定无法获得胜利”;无独有偶,大政治家俾斯麦同样以绝对谨慎的语气不厌其烦地告诉德国君主,“德意志民族永不能幻想以弱胜强,如果这种故事在书本上存在,那么也不过是基于政治宣传的虚构神话”然而,令人难以想象地是,那些凭借民族主义精神而崛起的大国,往往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以少击多、以弱胜强的自负之路,尽管这种尝试都无一例外地换来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毁灭,但后来者都无不坚定无疑、义无反顾地跳入这个陷阱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意义 以少击多两面作战?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意义 以少击多两面作战 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意义 以少击多两面作战

黎塞留亲王在他的心得《政治遗嘱》中,曾经以绝大篇幅描绘过一种亟需避免的外交困境——以少击多,他说,“那些尝试以少击多的君主或许可以赢得荣耀,但注定无法获得胜利”;无独有偶,大政治家俾斯麦同样以绝对谨慎的语气不厌其烦地告诉德国君主,“德意志民族永不能幻想以弱胜强,如果这种故事在书本上存在,那么也不过是基于政治宣传的虚构神话”。然而,令人难以想象地是,那些凭借民族主义精神而崛起的大国,往往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以少击多、以弱胜强的自负之路,尽管这种尝试都无一例外地换来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毁灭,但后来者都无不坚定无疑、义无反顾地跳入这个陷阱。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从掀开民族主义浪潮的大革命法国,到提倡斯拉夫主义的尼古拉一世,再到鼓吹民族主义的拿破仑三世,鼓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威廉二世,鼓吹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阿道夫希特勒,以及鼓吹大和民族的日本帝国,这些民族主义大国在崛起到一定程度后,都无不可耐地与几乎所有列强交恶,进而陷入被列强围攻殴打的衰亡困境。

回溯既往,不由让人叹息,民族主义为什么会走向这个结果?归根结底,就在于民族主义本身的悖论——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1、就是本民族最优秀高贵,2、本民族利益不可侵犯。这两个核心原则,使得民族主义国家在处理外交问题,必然陷入两种不可避免的误区。

第一,民族主义关于“本民族最优秀高贵”,必然使得民族主义国家落入脱离现实的认知陷阱——这种民族主义天然正确的认同,必然使民族主义者极易高估本民族的力量,并盲目低估其他民族的力量。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之所以敢于挑战欧洲所有列强,就像法皇的亲随科兰古将军给塔列朗的信札里所言那样,“意大利人是天生的婊子,德国人一盘散沙,俄国人不懂得自由,只有我们法国人是天生完美”,塔列朗将这种看法视为法国人狂妄到必遭报复的谬误,在给情人科琳娜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科兰古的信)这仅仅坚定我的看法,即拿破仑的追随者连起码的常识都如此匮乏,所以他必然灭亡”。1941年6月,在给将军们做对苏战争动员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发表过如下谬论,“俄国人都是天生的奴隶,缺乏起码的勇气和意志,德意志的勇士只需要发起一次进攻,苏联的破屋子就会倒下”,在进攻莫斯科之前,希特勒认为“一个德国士兵抵得上三个俄国兵,这不是枪炮决定的,这是人种决定的”。元首的情报总监卡纳里斯听完这份报告,对自己的妻子叹息,“元首的自负令我忧惧”。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对这种民族主义偏见算是心知肚明。民族主义者若是不能超脱民族主义,那么就必然会高估自己民族的优越程度,并倾向于低估其他民族的实力,从而产生无视现实的蛮勇,最终走向挑战不可能的外交事业。从1907年到1914年,无论英法俄三强如何加强协调,如何针对孤独的德国,德国社会从未畏惧过,他们坚信自己的民族要比其他国家优越,他们坚信自己的国家足以以少击多,以弱胜强,他们斗志昂扬地去赢取不可能的胜利;同样,在1939年5月,当美国记者夏威廉伊勒询问一位和善的德国绅士如何看待德国即将挑战世界列强的前景时,这位绅士却展现了必胜信念;在1941年11月珍珠港战役前夕,昭和男儿同样相信大和民族的男子汉能够在战场上以一挡十,战争的结果将是日本的胜利。若是从起码的常识来看,德意志人和日本人当初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愚蠢的,但是在一个民族主义至上的社会里,这种认知反而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甚至引为真理的。这就必然会诱使民族主义大国走向以一当十、以弱胜强的幻想征途。

第二,民族主义关于“本民族利益不可侵犯”的至高原则,往往极易形成政治正确,使得外交争端的模糊空间近乎于无,加剧与各个列强之间的争端和斗争,最终招致被列强围攻的必然结局——民族主义越强烈,外交争端的模糊空间就越弱,分歧弥合的可能性就越小,对外冲突就越严重。

以德国威廉二世为例,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君主,威廉二世高唱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原则,在另一个德意志人国家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争斗中,德国毫不犹豫地站立在奥匈这一边,使得德俄关系走向崩溃;无独有偶,昭和时代日本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使得日本对自己在中国利益极为严厉,完全抹杀了日本特权在东北的模糊空间,每一次对外谈判都必然失败,最终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并与英美关系走向决裂。

之所以这种灾难屡禁不绝,就在于:一个不能超脱现实的民族主义者必然坚信民族利益至高无上且不能有任何妥协,当“至高无上”和“不能妥协”成为两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后,那么该国与列强的分歧就必然无法调和,并走向冲突,最终引发与多个国家的敌意和对抗。

这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民族主义大国的崛起在三百年来的现代外交史上,从来都无法避免被列强围攻并衰亡的结局,如果把这种宿命般的轮回视为一个概念,可以称之为“以一当十”的外交陷阱——这个陷阱比修昔底德陷阱更无解,更可怕。

最后,我相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避免这个陷阱,因为我们不仅仅有自己的民族感情,还有推己及人的伟大胸怀,几十年来的中国外交史证明了这一切,未来还将证明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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